《对科学院的答复》

文 / 陈寅恪

我的思想,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《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中。王国维死后,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。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,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。在当时,清华校长罗家伦,他是二陈派去的,众所周知。我当时是清华国学院导师,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,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,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。我认为研究学术,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,所以我说:“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。”“俗谛”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。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,真理才能发扬。受俗谛之桎梏,没有自由思想,没有独立精神,即不能发扬真理,即不能研究学术。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,我对王国维也是如此。王国维的学说中,也有错的,如关于蒙古的问题,我认为就可以商量。我的学说也有错误,也可以商量。个人之间的争吵,不必芥蒂,我你都应该如此。我写给王国维的文中,中间骂了梁任公,给梁任公看,梁只笑了笑,不以为芥蒂,我对胡适也骂过。但对于独立精神,自由思想,我认为是最重要的,所以我说:“唯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”我认为王国维之死,不必与罗振玉之恩怨,不关满清之灭亡,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。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得的,且须以死力争,正如碑文所示“思想不自由,毋宁死耳,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”一切都是小事,唯此是大事。碑文中所持之宗旨,至今并未改易。我决不反对现政权,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《资本论》原文。但我认为不能贤存马列主义的见解,再研究学术。我要请的人,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,独立精神。不是这样,即不是我的学生。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,我不知道,但现在不同了,你已不是我学生了。所以周一良也好,王永兴也好,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,否则就不是。将来我要带徒弟,也是如此。

因此,我提出第一条:“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,并不学习政治。”其义就是不要有桎梏,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,再研究学术,也不要学习政治。不止我一人如此,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。我从来不谈政治,与政治决无连涉,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。真要调查,也只是这样。

因此,我又提出第二条:“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,以作挡箭牌”。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,刘少奇是党的政治上的最高负责人,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,应从我之说,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。

至如实际情形,则一动不如一静。我提出的条件,科学院接受也不好,不接受也不好,两难。我在广州很安静,做我的研究工作,无此两难。去北京则有此两难。动也有困难。我自己身体也不好,患血压高。太太又病,心脏扩大,昨天还吐血。

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的带到科学院。碑文你要带给郭沫若看。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。碑是否还在,我不清楚。如果做得不好,可以打掉,请郭沫若来做,也许更好。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,是“四堂”之一,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。那么我就做韩愈,郭沫若就是段文昌。如果有人再作诗,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。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,也不会湮没。

附: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
海甯(ning)王静安先生自沈后二年,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。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熙育者有年,尤思有以永其念。佥(qian)日,以昭示於无竟。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,数辞不获已,谨举先生之志事,以普告天下后世。其词曰:士之读书治学,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,真理得以发扬。思想而不自由,毋宁死耳。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,夫岂庸鄙之敢望。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,非所论於一人之恩怨,一姓之兴亡。呜呼!树兹石於讲舍,系哀思而不忘。表哲人之奇节,诉真宰之茫茫。来世不可知者也,先生之著述,或有时而不彰。先生之学说,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。


陈寅恪 踽踽独行的大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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